在燦若星河的古代文人士大夫中，蘇東坡無疑是非常耀眼的一位。他不僅是一位詩書畫俱佳的全能型藝術天才，更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�！短K軾文集》中，除了詩詞歌賦、游記等文學作品外，還有大量的政論、史論等議論文，展現出蘇東坡作為政治家的人生面向。

　　蘇東坡長期任職地方，對國情民瘼有著深入的了解。王安石變法后，蘇東坡看到了困商之政對商業的阻礙作用，認識到新法的不足，反對建立在民窮基礎上的國富。王安石變法失敗后，他又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，支持保留“免役法”等利民之策。這種不偏不倚的辯證態度，正是根植于蘇東坡勤政愛民的民本思想。

　　蘇東坡童年時就接受父母教育，為天下民生立大志。蘇氏一族好學、仁愛、清廉的家風對蘇東坡影響極深，也成為他政治生涯的立身基石。當王安石急切推行新政時，年輕氣盛的蘇東坡“寧為民碎、不為官全”，進言直諫，遭到彈劾罷黜，被貶到杭州等地任職。但他終其一生初心不改，始終堅持以愛民、重民、護民為使命，將為民謀福祉作為施政出發點，所到之處，皆能造福一方百姓。

　　在強調“以民為本”“仁政治國”的基礎上，蘇東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惠民觀。他認為，國家財政的出發點應該是“裕民”，首先要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：在《御試制科策》中，他提出“德之之形，莫著于輕賦”，明確指出仁君最大的德政就是減輕百姓的賦稅；在《道德》中提出“薄斂”主張，認為統治階級對百姓最大的迫害就是奪取百姓的利益；在《揚州上呂相公論稅務書》中，他要求朝廷免除對商賈的雜稅，改變商賈“刻剝不已，行路被其虐”的遭際；在《策別安萬民四》中，他主張以“輕重厚薄，一出于地”的賦役原則來核查百姓應承擔的賦稅和減免百姓的積欠。

　　蘇東坡一向堅持“民富”優先于“國富”。在杭州、揚州等地任上，他目睹“民為積欠所苦，如負千鈞而行”的苦難生活，多次上書朝廷，呼吁減免貧民積欠。在《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》中，他說：“水旱殺人，百倍于虎；而人畏催欠，乃甚于水旱�！闭埱蟪�廷酌情減免貧民前兩年的積欠，當年的積欠在農作物收上來之前暫停催討。蘇東坡主張公平、合理的稅負，倡導不與民“爭于錐刀之末”，藏富于民。

　　生活在商業繁榮之宋代的蘇東坡認為，放手讓私商自由經營，同時減輕賦稅負擔，使商販安于本業，能帶來社會的穩定與繁榮，實現國富民強。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，他在《乞罷登萊榷鹽狀》中指出，登州自官府榷鹽，帶來三害：其一，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，壓低價格收購，導致商販收入極低；其二，政府低價買入高價售賣，導致百姓無力購買；其三，導致官鹽大量積壓。

　　另外，蘇東坡提倡對大小商人一視同仁，以減免零售商業來刺激市場發展，從而增加政府的商稅收入。他認為：“小商人不出稅錢，則所在爭來分買；大商既不積滯，則輪流販賣，收稅必多�！蔽鯇幤吣�(1074年)，他在《論河北京東盜賊狀》中指出，鹽稅日增，百姓不堪重負，使“小民無以為生，舉為盜賊”。在他看來，采取官營壟斷的方式增加政府收入是不可取的，這些與民爭利的辦法只會對經濟、社會產生巨大危害。他上書朝廷“特赦兩路應販鹽小客，截自三百斤以下，并與權免收稅”，頗有些類似于今天的針對小微企業精準減稅。

　　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；為政之要，在于愛國惠民。以古鑒今，可知興替。蘇東坡既反對官營工商，又反對向私營工商征收重稅，主張減稅免稅，提倡在兼顧國家、大商人、小商販和消費者利益中找到征稅的平衡點。這種利商安商的治稅主張，對于激發市場主體活力、維護社會安定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。（作者單位：國家稅務總局眉山市稅務局）